中华民国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
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,依据《临时约法》规定,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。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,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。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、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,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。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权,他们改变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针,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,常常直接以军队为工具,镇压人民,排除异己,实行军事独裁统治,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。但是,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,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。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,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,宋教仁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。在北迁后的参议院,同盟会仍占优势。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,这个政府的不稳定性是十分明显的。
由于临时政府的存在,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前清那样严密,而有了某些松动。民国元、二年间,全国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,其中有政治纲领并企图竞争政权的就有三十多个。同盟会是最激进、最庞大的政党。1912年8月,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。这个党虽然有少数人关注议会以外的斗争和保存地方实力,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。
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,独揽统治权,他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,换上心腹赵秉钧。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,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,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划破产。孙中山、黄兴被迫逃亡国外,继续坚持反袁斗争。袁世凯还联合梁启超、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,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。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,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,另行组织政治会议、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。这些机构的基础不是人民,而是官僚,议员均由政府指定,选举只是形式。它们是此后民国史上一切类似机构的滥觞。1914年5月,袁世凯废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《临时约法》,公布了《中华民国约法》,改内阁制为总统制,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,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欧美列强无暇东顾,日本大隈内阁乘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经过五个月的交涉,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“二十一条”的大部分条款,希图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其帝制自为计划的支持。同年12月,袁世凯公然称帝,改称中华帝国,以“洪宪”为年号。袁世凯的倒行逆施,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,全国群起而攻之。蔡锷奉梁启超之命,潜赴云南,组织护国军,首先发难。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、湖南、四川先后宣布独立。北洋派也酝酿倒袁。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,恢复中华民国,6月6日忧惧而死。
袁死后,黎元洪继任大总统,冯国璋为副总统。段祺瑞为国务总理,握政府实权,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。1917年,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。段策动北洋派军人宣布独立。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,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,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。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,立即组织讨逆军,攻入北京。于7月12日赶走张勋,重掌北洋政府大权,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,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。段以“再造共和”自居,拒绝恢复《临时约法》和国会,1918年2月纠集官僚政客组成新国会(安福国会),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。
为恢复《临时约法》及国会,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。他率领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于1917年7月由上海到广州,联合两广、云贵地方实力派,召开国会非常会议,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。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,云南督军唐继尧和两广巡按使陆荣廷为元帅。护法政府拟由湖南进军北伐。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,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,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,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改组并控制了军政府,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,离粤赴沪。
袁世凯死后,北洋集团失去统帅,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,逐渐形成皖、直、奉三大系,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,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,编练参战军,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,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,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等省。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,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(包括江苏、江西、湖北),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,直系得到英、美的支持。1919年冯国璋病死,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。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。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布东北“自治”。与此同时,两广发生粤桂战争。滇、黔、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,谁也不再打“护法”的旗帜。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,但南与南战,北与北战,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。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。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,制定省宪法,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、四川、贵州纷纷效尤。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,高唱“武力统一”和中央集权。
直系战胜奉系后,独占北京政权。它先打着“恢复法统”的旗号,推黎元洪复任总统,把徐世昌赶下台;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,操纵选举,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。这次“选举”使国会声名狼藉,议员被称为猪仔。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,国会彻底破产,曹、吴派兵南征北讨,军阀混战更加剧烈。
曹锟贿选后,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,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。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,浙、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。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,形成反直三角同盟。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,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,以威胁卢永祥。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(又称江浙战争),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。齐卢战争爆发时,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。曹锟任命吴佩孚为“讨逆军总司令”。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,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。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,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,发动政变,软禁曹锟,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,率残部自塘沽仓皇南逃。11月,张作霖、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“中华民国临时执政”。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,势力扩张到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等省及上海,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。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。